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。鄙笨人想象不出，假如没有儒家文化滋养，今天的中华民族会是什么样子。有些人想当然对儒家非议甚至否定的时候，我们平心静气地想想：什么是儒、儒从何而来、儒家主张什么，有几人能说清楚?既然想议儒，就要先学儒，哪怕是批判，也要找准靶子，不能陷于非理性，被人牵着鼻子走。
“儒”的源起
在孔子出现之前，“儒”的范畴是杂乱的。儒是古代对有道之士的尊称，即今所谓“学者”的普泛称谓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说：“夫儒者以六艺为法，六艺经传以千万数，累世不能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礼，故曰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。”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颜师古注曰：“凡有道者皆称儒”。章太炎先生写有《原儒》一文，对“儒”进行了逐层划分，称“儒有三科：关达、类、私之名”，意思是先秦的“儒”可以按“达、类、私”进行划分。
第一个层次：“达名为儒。儒者，术士也。”“道墨刑法阴阳神仙之伦，旁有杂家所记列传所录，一谓之儒”“古之儒知天问占候，谓其多技”。古时不论哪家哪派，凡有占天文气候、做法求雨、炼丹熬药等一技之长的术士，都可以归之为“达儒”。
周公像
胡适在《说儒》一文中，认为儒是殷人的亡国遗民的教士，专门帮助时人做丧事、司礼仪。根据《原儒》的分类，按照个人理解，此为当时的儒者之一而已。
第二个层次：“类名为儒。儒者，知礼乐射御书数。”“师儒，乡里教以道艺者。”“儒者则足以为桢干矣。”这类儒者掌握“小六艺”之技能，并能教授给普通民众，在当时社会发挥中坚力量，都可以归之为“类儒”。
第三个层次：“私名为儒。”西汉刘歆《七略》曰：“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，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。游文于六经之中，留意于仁义之际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，以重其言，于道为最高。”重仁义讲道义，以尧舜为尊，倡导弘扬周制，师从孔夫子，都可以归之为“私儒”。
根据章太炎先生的观点，战国时的诸子百家，本就源出一家，可以统称之为“达儒”一类，他们有的可以占卜天气，有的司礼助丧，有的炼丹制药，有的擅长巫术。孔子及其徒子徒孙，宣扬仁义道德，有着理想和追求，可以归为“私儒一类。《国故论衡疏证》说到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，坑杀的多是求仙炼药、文学方术之士，不一定是专谓诵法孔子的儒士。
朱熹像
个人认为这种区分是有道理的，有助于厘清“儒”的本源，以及儒与诸子各家的关系问题。首先，儒道关系源远流深。《周易》是周文王在商纣狱中所作，太史公说孔子“晚而喜《易》”，“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”，从而将占筮之书上升为儒学经典;道家的阴阳观与《周易》更是密不可分，相传孔子亦曾求教于老子，从源头上讲，儒道是难以分开的。其次，来看极具影响力的儒墨之辩。《淮南子》载：“孔丘、墨翟修先圣之术，通六艺之论。”“墨子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。”墨子起初也是儒家门徒，虽不是孔子亲授弟子，也可确认为孔门之“私淑”，后来因为“其礼烦扰而不说(悦)”背叛儒门，另起炉灶成就了墨家。再次，儒家和法家更是源与流的关系。荀子是儒家重要传承人物，而法家的源头即是荀子，法家著名人物韩非子和李斯都是其学生。战国时诸子虽有百家，但往上追溯多为同根同源，其时均可称之为“儒”，各支各派同在“儒”名之下，久之观念主张日益分化，自然互相口诛笔伐，形成百家争鸣之壮观场景。
司马迁《史记》始明确孔门之儒的概念。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：“自太史公始，以儒林题齐鲁诸生徒，以润色孔氏遗业。”随后便以孟子、荀子、董仲舒等为主，勾勒出孔门之儒的主要传承脉络，也就是后世所说的“儒家”。
“孔儒”的形成
从文化发生和传承的角度看，周代文化是儒学的根源，上可追及尧舜禹。《淮南子·要略》，从西周讲起：“武王立，三年而崩，成王在襁褓之中，未能同事，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......成王既壮，能从政事，周公受封于鲁，以此移风易俗。孔子修成康之道，述周公之训，以教七十子，使服其衣冠，修其篇籍，故儒者之学生焉。”现在我们理解的“儒家文化”，即是指“孔门之儒”。如果进一步追根溯源的话，儒家文化应始于先祖尧舜禹，至西周初期周公创立宗法制、分封制等典章制度。
孔子将“儒”区分为“君子儒”和“小人儒”。孔子《论语》讲到：“子谓子夏曰‘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!’”什么是君子儒?什么是小人儒?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钱穆先生在《孔子传》中说：“惟自孔子以后，而儒业始大变。孔子告子夏：‘汝为君子儒，勿为小人儒。’可见儒业已先有。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，勿仅为职业儒。”由此可以见得，孔子将以“道义”为主张的定性为“君子儒”，其他以术法为技能的定性为“小人儒”。孔子说的“小人儒”并非贬称，而是指职业类的专业技能人士。“君子儒”就是道义儒，指祖述尧舜、宪章文武、修齐治平的儒者，主张和主管教化;小人儒就是职业儒，指以“小六艺”为技能的技术儒者，承担具体事物性工作。
章太炎像
自孔子之后，儒则专指“君子儒”，也就是“孔门之儒”，真正的“儒学”由此诞生了。陈来先生说，春秋晚期到战国前期时代，不仅墨家用儒家指称孔子这个学派，就是这个学派自己也开始用“儒”来自称。鲍鹏山《论语导读》讲到：“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大贡献之一，即是使儒脱胎换骨，由术士进而为六艺专家，再进而为君子儒。”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，也是集大成者，是系统化儒学的鼻祖和灵魂，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。
儒家文化形成过程中有两位人物至关重要，那就是周公和孔子。韩愈《原道》认为：“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。”周公是西周初期政治家，创立宗法制、分封制等典章制度，被尊为“元圣”和儒学先驱。孔子则继承周公礼乐思想，致力于恢复周礼，提出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”，通过整理六经、兴办私学，将周礼思想系统化为儒家学说，创立儒家学派，从而成为儒家文化之集大成者，被后世奉为至圣先师。汉代时期的儒家，将周公旦与孔子合称周孔，两者思想结合形成的“周孔之道”，成为汉唐时期儒学核心，奠定了儒家理论的基础框架。“孔孟之道”的说法，应是宋代之后的事情了。
“儒学”的传承
儒家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仁义礼智信，基本人生使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陈来先生将儒家的精神气质概括为“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、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、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、天民合一的存在信仰。”宋人说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”。在儒学的形成与传承中，孔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本文上节已经讲过，这里无须再费口舌。
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创者、代表者和集成者，同时也是点亮人类文明之火的先驱。从尧舜到春秋的两千年中华文明史，主要的传世典籍都是孔子及其弟子整理的。根据司马迁《史记》的记述，孔子对于古代历史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：编订《尚书》;整理三代之礼;编订《诗经》;整理《乐》;作《周易·易传》;以鲁国史书为基础编订《春秋》。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主要是“四书五经”，基本都与孔子或其弟子有直接关系。
孔子不仅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先河，而且开创了“私学”模式，让思想与文明得以传承和光大。用司马迁的话就是：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，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”按照梁启超先生的孔学传承脉络图，大概孔子卒后，孔门分为有、曾两派。曾子注重内省之学，传授子思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两篇，此流派后来冒出孟子这个伟大人物;有子之学，注重外观的礼乐，《礼记》多半是这一派记述，后来的荀子和这一派渊源相近。
在后续传承过程中，儒家命运多舛，可谓跌宕起伏。秦始皇是法家代表，主张严刑酷法治理国家，反对儒家并焚书坑儒，儒家进入最为黑暗时期。汉代出现董仲舒，汉王朝设立“五经博士”，儒家经典成为国家经典。魏晋隋唐时代，受当时社会结构和佛教传入影响，儒家学说传承受到限制，直到唐后期以韩愈为代表，力图复兴儒学，为宋明理学奠定基础。宋元明清，在多教融合的大背景下，出现了程朱(程颐程颢和朱熹)理学和陆王(陆九渊、王阳明)心学，直至现当代儒学发展境况。
文末赘语
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，如果不沉浸式审读，估计弄不很清楚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本文是权威观点的梳理罗列，并非个人臆想之结论。为了便于诸友理解，最后再画蛇添足，尽可能通俗地打个比方：早期的“儒士”与后来的“儒家”，堪以今天所说的“人才”和理想人格的“先生”作比。
早期的“儒士”，是指占候卜筮、祭祀司仪、炼丹求仙的“术士”，不同于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“劳力者”，属于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“劳智者”。搁在今天很像“人才”，有一定学历和文凭，会写写画画，靠专业能力吃饭，按照标准分为“ABCDE”若干等级，享受相应待遇，稍微带点儿优越感。在各自所处社会中，两者都有一定地位，阶层地位略高于普通大众。
孔子周游列国图
后来的“儒家”，是指通晓四书五经、奉行传统文化、践行修齐治平的“学问家”。搁在今天就像“先生”，具有广博的学识，人格情操高尚，认知坚定清醒，赋有普世眼光和儒者风骨。范仲淹的“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，最能表达“先生”一词的深刻内涵。亦如刚刚离去的刘道玉先生，“生前品格殊高贵，身后风范更先生”，就连大雁都要组队逆风飞行，在灵堂上空久久盘旋，迎接这位“君子儒”归入天堂--为了表达对“先生”的崇敬，这里就迷一次信吧。
真正的儒者，正如山高水长之“先生”，不落世俗窠臼，人生未必顺遂，情怀悲天悯人。“先生”恰如黑夜里的一束烛光，严冬中的一抹暖阳，困绝处的一点希望。“先生”以其高贵的灵魂，在世间留下浩然之气，为人类赋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（作者：李宗圣）
